那些曾经只认利润的资本大佬，如今居然开始关心起碳排放、员工福利甚至董事会 diversity？这究竟是一场真心实意的变革，还是精心设计的营销戏法？且听我慢慢道来...
1988年，杨健教授破解卡莱斯基模型的消息，在学术圈像一缕清风拂过。人们以为，那把钥匙打开的只是一道数学之门——关于“投资敏感性×时滞”的临界值，已经足够震撼。
1988年，北京的一间办公室里，杨健教授在草稿纸上写下了一个乘积： 投资敏感性 × 时滞 这个看似简单的组合，像一把钥匙，终于打开了那扇被锁了半个世纪的门。
经济学史上，有些问题不是解不开，而是连“能不能解”都成了问题。
那是一个动荡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的街道满是废墟，工厂的烟囱停止冒烟，工人们排着长队等待施粥。经济学家们焦急地在书桌前寻找答案——为什么机器有了，人却失业了？为什么市场自由了，危机却更频繁？而在波兰的一间小书房里，一个叫米哈尔·卡莱斯基的男人，正伏在桌前写下他的公式。那年是1933年，他还不知道，这些笔记将改变后世整整一个世纪的经济思想。
上一期我们说到，大萧条的寒流席卷全球后，“市场能自我修复” 的神话彻底破灭。而米哈尔・卡莱斯基，这位从工厂报表与工资单中走出的经济学家，已清晰勾勒出一条决定经济起落的核心链条：工资托举消费，消费支撑利润，利润驱动投资，投资再反哺就业与工资。这链条顺畅则经济兴旺，一旦卡壳，萧条便会降临。今天，我们就继续讲讲，在当时经济学界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卡莱斯基是如何以沉静的洞察，点透各派理论背后的关键症结。
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 1899-1970）是波兰犹太裔经济学家，被誉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早于凯恩斯在1933年便提出有效需求理论，并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矛盾——即资本家的储蓄与投资失衡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